长沙（祖籍浙江诸暨）金岳霖先生，是一个我们“说不尽”的话题。《书屋》２００４年第８期有一篇文章，描摹金岳霖，以“笃实、软弱、真纯”六字，庶几近之。
龙荪先生（金岳霖字龙荪）也是一个独特的人物。他受过系统西学训练（中学在长沙雅礼学校，大学在清华学堂，以及留学美国连续获得学士、硕士、博士
金岳霖的专攻，今天非专业的人是很少有兴趣了（曾经有人说：金岳霖的学问，“思想过于周密，理论过于深邃，文字过于谨严，不善于运用符号的人不能了解其学说思想，而善于运用符号的人既不多，故了解金先生的学说思想的人甚寥寥。”见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人们对他最感兴趣的，是他的那些趣闻和逸事。其中写得最好的，莫过于汪曾祺的笔记小说《金岳霖》，说的是“西南联大”时的金岳霖。当年汪曾祺写完这段文字，意犹未尽，说：“联大的许多教授都应该有人好好地写一写”。可惜，我们没有看到更多如《金岳霖》这样的文字。后来有一本《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其中金岳霖自己的回忆弥足珍贵，这是因为金岳霖一向吝啬于感性文字的写作，回忆之类的文字更是罕有。他曾说：“我认为我的工作限于抽象的理论方面，没有发生过什么特别的事情，没有什么可忆的。”所以这样的文字是凤毛麟角。比如《解放后让我坐办公室办公，可坐了整个上午而“公”不来》《我同毛主席一共吃过四次饭》（其间，毛泽东曾热情地向同席的程潜、章士钊介绍说：这是中共党员金岳霖。后来章士钊热读金岳霖的批判和自我批判的文章，并将体会告知毛泽东，毛泽东欣然致信：“读金著而增感，欲翻然而变计，垂老之年，有此心境，敬为公贺。”）等，读来都让人忍俊不禁，也堪称是知识分子进入新社会之后的“新世说”。又比如他的一些“真知出于实践”（对“老九”的自惭形秽）的认识：“如果我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话，我这个知识分子确实不能办事”；再如对“官本位”的行政全能主义的现身说法：他曾自忖是一级研究员，“当然是高级干部”，且“无论如何我认为我是高级干部”，“可是，一次在首都医院住院，他们把我安排在一间前后都是玻璃透亮的大房间。我是怕光的，带眼罩子带了几十年的人住在那样一间房子真是苦事。要单间房，首都医院不能照办，据说是因为我不是高级干部”；等等。可惜他这样的文字太少，要想知道他更多的故事，就只好借助于他的那些趣闻逸事了。
金岳霖的故事，有七个话题可以概括：
一、哲学家的金岳霖
作为学者，金岳霖首先是一个非常到位的哲学家。至于什么是哲学？恐怕会有许多解释。比如现在的中学生到“高二”要按兴趣分班了，理科还是文科？“这是一个问题”。我的孩子班里的同学说：文科，危乎哉。为什么？如哲学，大概就是每天仰望上苍发问：ＴＯ ＢＥ ＯＲ ＮＯＴ ＴＯ ＢＥ 之类，于是鲜有问津者。从前金岳霖创办清华哲学系，目的是培养哲学家，因此又创建了“清华学派”（即所谓“新实在论”学派），在金岳霖生活的时代，他对他自己和哲学的理解是：“世界上似乎有很多的哲学动物，我自己就是一个，就是把他们放在监牢里做苦工，他们脑子里仍然是满脑的哲学问题，对于这样的人，哲学是非常有用的。”原来他认为哲学非常有用，且“中国哲学家都是不同程度的苏格拉底，道德、政治、反思的思想、知识都统一于一个哲学家之身，他的哲学需要他生活于其中，他自己以身载道。”这简直有圣人气象了，从前的哲学家原来是这个样子的！他的学问和他的生活不是相隔的，《论道》（有论者谓其为中国现代哲学系统最完备且最富于创造性的本体论著作）和《知识论》（也是中国现代哲学完整体系的知识论的开山之著）就是金岳霖的“载道”之作，也是他生活的全部。
二、逻辑学家的金岳霖
哲学家的金岳霖曾建构了一套完整的哲学架构来承载他的哲学思想，他又是一个逻辑学家。许多人是不自觉地运用逻辑，金岳霖却是自觉讲逻辑。他少年时听到“金钱如粪土”、“朋友值千金”，马上就感到有逻辑的问题，因为它们可推导出“朋友如粪土”的结论。又如张荫麟先生曾引“淳于髡大仙近著《女林广记》里有这样的一段：昔有初为节妇，后堕青楼者，榜其寓曰：节妇某待媾所。有逻辑家过而见之曰，是自相矛盾之一例也。既为节妇则不待媾，既待媾矣，则非节妇。语于主人，请改题焉。主人有难色。问之，曰：书出名家手笔，大光门庭，且徕顾客，而此名家，润例甚昂，十金一字，难继请也。逻辑家沉吟久之，忽有所悟，问主人曰：无己，能更奉十金请添一字否？主人勉答能之。逻辑家曰：于节妇上添一‘故’字可矣。”（《戴东原乩语选录－六》）文中的逻辑家，就是金岳霖。还有一个例子，是金岳霖在西南联大讲逻辑学，有一学生名叫林国达，非常喜欢提问题，而且问题总是刁钻怪异。一日，林国达提出一个古怪问题，金先生稍思之后反诘道：“请问‘林国达垂直于黑板’是何义？”林大窘，缄口不能答。后来林不幸溺水而亡，金先生闻之愀然不乐，喟然叹曰：“斯人云亡，学之不幸。”这些学术琐谈都含有学术以外的情趣。后来金岳霖有《逻辑》和《形式逻辑》。逻辑学家金岳霖的故事，最为人所心仪的，是解放后有一次艾思奇到北大演讲批判形式逻辑，说那是伪科学，讲完之后金先生带头鼓掌。当时艾思奇正想用逻辑分析金先生的举动，不想金先生接着说：“艾先生讲得好，因为他的话句句都符合形式逻辑”。由此可见，逻辑、哲学等等，早已化入他生命中。然而，逻辑、哲学，也有它们的禁区和边界。比如说哲学的元问题是语言问题，而语言的发生以及它的“模糊性”等等就很难用逻辑去澄清。金岳霖曾说：“意义愈清楚，情感的寄托愈贫乏，情感的寄托愈丰富，意义愈不清楚。”正是此意。在西南联大，有一回学生请他讲小说与哲学的关系，讲到最后，结论却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于是有人问：《红楼梦》呢？金先生说：“红楼梦里的哲学不是哲学。”
三、金岳霖和林徽因
金岳霖最具传奇性的故事，是他的终身不娶以及他终生不娶的原因（即他“明恋”林徽因。“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这是１９５５年４月２日林徽因追悼会上引人瞩目的一副金岳霖、邓以蛰联名题写的挽联。据说此后金岳霖经常还探访林徽因的墓地），很多人是因此才知道他的，或许也因此疑惑，因为人们常常习惯以自己的生活态度来评判他人。其实，大凡徜徉在理念空间的哲人，很少会被尘世的欲望所缠绕，如很多大哲终其一生都没有结过婚。
金岳霖和林徽因柏拉图式恋爱的传闻极广，也非常感人。据说：林徽因去世后某一年，金岳霖突然把所有老朋友请到北京饭店一起吃饭，饭吃到一半，他站起来说：今天是徽因的生日。有一次编纂林徽因诗文集告竣，请金岳霖为之写篇文章，金岳霖却一字一顿地说：“我所有的话，都应同她自己说，我不能说。我没有机会同她自己说的话，我不愿意说，也不愿意有这种话。”“极赞欲何词”，这是爱到深处的表达，几近大音希声。民国才子佳人的故事，如才子的徐志摩、郁达夫、徐悲鸿等，佳人的陆小曼、王映霞、蒋碧薇等，其中兼具才女和佳人的林徽因，最是风光无限。当然，说到林徽因，就不能不说徐志摩、梁思成、金岳霖这三个人。
它不是俗套的“三角”或“四角”故事。据说金岳霖曾为梁思成、林徽因夫妇题有“梁上君子、林下美人”的对联，在他们之间，有一种超凡脱俗的友谊。又如梁思成所曾言：最爱林徽因的人，其实是金岳霖。金岳霖是懂得他周围的若干女子的，如他写的《悼沈性仁》，说陶孟和的夫人沈性仁是“以佛家的居心过儒家的生活”，一方面“入山惟恐不深，离市惟恐不远”，另一方面又“陷入于朋友的喜怒哀乐、柴米油盐的生活之中”；“她是非常单纯之人，不过她也许在人丛中住，却不必在人丛中活而已”；“她不崇拜物质，也不鄙夷物质。她并不那么特别地注重精神；她不入世，也不出世，她并不见得特别地要求超脱。她只是对于大部分的事体站在旁观的立场”；“单就事说，性仁能做的事非常之多；就她的性格说，她能做的事体也许就不那么多了。”金岳霖自己说他并不完全了解沈性仁，只是“稍微懂得她一点”。他最懂得的是林徽因。用张爱玲的话说，就是“因为懂得，所以慈悲”。这种慈悲之爱自不必被婚姻形式拘束，后人也不必对此“匪夷所思”。
还有一个著名的民国琐谈――“太太的客厅”的故事。当年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每天在客厅都有固定的茶会，金岳霖则每天风雨无阻到场，并时为林徽因诵读各种报章读物，其中绝大部分是英文书籍，内容则广涉哲学、美学、城市规划、建筑理论及英文版的恩格斯著作等。在他的诵读过程中，不时还杂夹着听众的议论。
“太太的客厅”在北平的北总布胡同二十四号（在抗战之前，除了“太太的客厅”，北平文化界名流每星期六下午还经常在后院的金先生家有茶会――所谓“湖南饭店”），它不同于周氏兄弟的八道湾和老虎尾巴，也不同于胡适的米粮库四号以及沈从文的达子营、徐志摩的石虎胡同（即《新月》编辑部）、冰心的中剪子巷、凌叔华的史家胡同，当年这些“京派”作家和文人的文化沙龙都有它们不同的魅力，这里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是“太太的客厅”，是“京派”文学和贵族文化的殿堂。经常出入“太太的客厅”的有徐志摩、金岳霖、萧乾、沈从文、陶孟和、钱端升、张奚若、陈岱孙、周培源、李济、叶公超、常书鸿、费正清以及他们的家眷们。它也是文人教授们“议政”的一个角落，举凡时事政治的议论、社会弊病的针砭、思想感情的交流等，都是这里经常的节目。在这里，有着严重肺病的梁太太保持着她与生俱有的开朗态度滔滔不绝，阐述着真知和灼见。萧乾曾回忆说：那绝不是结了婚的妇人的那种闲言碎语，是有学识、有见地、犀利敏捷的批评；费正清的夫人也回忆说：梁太太的健谈是人所共知的，其话题从诙谐的轶事到敏锐的分析、从明智的忠告到突发的愤怒、从发狂的热情到深刻的蔑视，几乎无所不包，她总是聚会的中心人物。当她侃侃而谈的时候，她的那些爱慕者们总是为她那天马行空般的灵感中所迸发出来的精辟警语而倾倒。（费慰梅《梁思成与林徽因》）。金岳霖，也一定是在这里臻于他“蓦然回首”的三昧境界的。后来我读钱钟书的小说《猫》，不知怎的，总是一边读着，一边联想到“太太的客厅”，那么，小说中的情节――“太太的客厅”发生的故事，是不是确有真实的影子呢？
四、金岳霖和丽琳
不过，就在金岳霖和林徽因这段感人泣下的故事发生中间，留洋的金先生也曾有过一段和胡适与韦莲司小姐相似的逸闻，那是一个名叫丽琳（一译秦丽莲）的西方女子，这是许多人所不知的。当年徐志摩曾致梁实秋一信，信中把金岳霖和丽琳这一对妙人描绘得淋漓尽致。１９２７年的７月，徐志摩收到了一封信，“信（里）面开我的地址一点也不错，但信里问我们的屋子究竟是在天堂上还是在地狱里，因为他们怎么也找不到我们的住处。”发信人就是金岳霖和丽琳。接下来徐志摩又叙述了一段这一对妙人的怪僻举动：“他们的办法真妙，既然写信给我，就该把他们的地方通知，那我不就会去找他们，可是不，他们对于他们自己的行踪严守秘密，同时却约我们昨晚上到一个姓张的朋友家里去。我们昨晚去了，那家的门号是四十九号Ａ。我们找到一家四十九号没有Ａ！这里面当然没有他们的朋友，不姓张，我们又转身跑，还是不知下落。昨天我在所有可能的朋友旅馆都去问了，还是白费。”徐志摩只好请梁实秋在《青光》杂志上刊登一个寻人广告，“因为你想这一对天字第一号打拉苏阿木林（上海话，意思是极蠢的人。笔者注），可以蠢到连一个地址都找不到，说不定在这三两天内碰着了什么意外，比如过马路时叫车给碰失了腿，夜晚间叫强盗给破了肚子，或是叫骗子给拐了去贩卖活口！谁知道。”徐志摩写信至此，不禁感慨起来，他对梁实秋说：“秋郎，看来哲学家是学不得的。因为你想，老金虽则天生就不机灵，虽则他的耳朵长得异样的难看甚至于招过某太太极不堪的批评（“某太太”，当然是梁太太了。笔者注）虽则他的眼睛有时候睁得不必要的大，虽则――他总还不是个白痴，何至于忽然间冥顽到这不可想象的糟糕？一定是哲学害了他，柏拉图、葛林、罗素，都有份！要是他果然因为学了哲学而从不灵变到极笨，果然因为笨极了而找不到一个写得明明白白的地址，果然因为找不到而致流落，果然因为流落而至于发生意外，自杀或被杀？那不是坑人，咱们这追悼会也无从开起不是？”
徐志摩在调侃了一番哲学家的金岳霖之后，又写了一段此前金岳霖和丽琳这一对妙人“初到北京时的妙相”――“他们从京浦路进京，因为那时车子有时脱取（即晚点。笔者注）至一、二天之久，我实在是无法拉客，结果他们一对打拉苏一下车来举目无亲！那时天还冷，他们的打扮不十分不古典的：老金他簇着一头乱发，板着一张五天不洗的丑脸，穿着比俄国叫化子更褴褛的洋装，蹩着一双脚；丽琳小姐更好了，头发比他的矗得还高，脑子比他的更黑，穿着一件大得不可开交的古货杏黄花缎的老羊皮袍，那是老金的祖老太爷的，拖着一双破烂得像烂香蕉皮的皮鞋。他们倒会打算，因为行李多，不雇洋车，要了大车，把所有的皮箱、木箱、皮包、篮子、球板、打字机、一个十斤半沉的大梨子破书（原文如此――编者注）等等一大堆全给窝了上去，前头一只毛头打结吃不饱的破骡子一蹩一蹩的拉着，旁边走着一个反穿羊皮统面目黧黑的车夫。他们俩，一个穿怪洋装的中国男人和一个穿怪中国衣的外国女人，也是一蹩一蹩的在大车背后跟着！虽则那时还在清早，但他们的那怪相至少不能逃过北京城里官僚治下的势利狗子们的愤怒的注意。黄的白的黑的乃至于杂色的一群狗哄起来结成一大队跟在他们背后直嗥，意思说是叫化子我们也见过，却没见过你们那不中不西的破样子，我们为维持人道尊严与街道治安起见，不得不提高了嗓子对你们表示我们极端的鄙视与厌恶！在这群狗的背后，跟着一大群的野孩子，哲学家尽走，狗尽叫，孩子们尽拍手乐！”（见《志摩的信》，学林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３７８～３７９页）
这可是上世纪二十年代北京城里的一道风景，金岳霖和丽琳这一对妙人在徐志摩笔下，算是淋漓尽致了。
美国女子丽琳是金岳霖游历欧洲时结识的，丽琳又于１９２５年随金岳霖回到中国，据说“她倡导不结婚，但对中国的家庭生活很感兴趣，愿意从家庭内部体验家庭生活”。不久，在闹得沸沸扬扬的徐志摩和陆小曼的婚礼上，金岳霖做了他们的伴婚人。至于金岳霖和丽琳，他们是否最后结合和组成了家庭，近读何炳棣先生的回忆录《读史阅世六十年》（此书正在大陆的读书界热传，系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所出，我所阅读的是２００４年台湾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的），何先生回忆他在青岛山东大学读书时，教授英文的是一位美国人的泰勒女士（ＭＩＳＳ ＬＩＬＬＩＡＮ ＴＡＹＬＯＲ），“她在二十年代是美国故意反抗礼教的‘女叛徒’之一，这就说明何以她在二十年代卜居北平，和清华哲学系教授金岳霖同居生女而不婚。”这么说来，丽琳就是这位泰勒女士了。同居、生女，果然是“反抗礼教”的生活方式，至于这一对妙人最后的结局，则无从得知了。当然，这都是余话了。
五、一个“怪人”
但凡大智慧的人，都有一些在小聪明上不及凡人的地方，或者不妨说他们都是俗人眼里的“怪人”，而哲学家更是“怪人”中的“怪人”。金岳霖也有许多诸如牛顿“大猫走大洞，小猫走小洞”的逸闻。他的有些“怪诞”，后来是人们见怪不怪。如他研究哲学和逻辑，也酷爱文学，从西方的普鲁斯特到中国的《江湖奇侠传》，他都爱读，尤其是《江湖奇侠传》。如果他看了今天台湾导演李安拍的电影《卧虎藏龙》以及金庸的小说，恐怕更是兴味无穷。再如金岳霖进入新社会为接触社会、观察生活，坐在平板三轮车上逛王府井大街的“怪诞”举止，这在许多老知识分子身上也多有体现，如俞平老等。其中况味，有人说大有“悄立市桥人不识，一星如月看多时”的意境，不曾想，却成为人家眼中的“风景”了。
六、金岳霖的学生
“怪师”出“怪徒”，其弟子沈有鼎，时常戴着一副近视眼镜，头发和胡子也总是邋邋遢遢的，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长衫，也不系扣子，一边走路，一边思索着微笑或喃喃自语，只要有人向他提问题，他就会拉着你讨论不休。他还经常出现在“西南联大”附近的茶馆或小饭馆里，随身提着一只小小的破旧箱子，里面装了书和零碎的钱，因为他常常请人喝茶来讨论问题，茶是请你喝了，但只有当他觉得你的意见有意思时，才肯让你吃他买的那碟花生或者瓜子。在“西南联大”，不管是哪一个系的教授开的课，只要他感兴趣，就会去旁听，有时还会站起来发问，甚至插嘴说你讲错了，常常搞得教授们下不来台，这也包括金岳霖。有一次金教授提到一本新出版的数理逻辑专著，沈有鼎从容站起来说：这本书你是读不懂的。金先生悄悄坐下，却不以为忤。
金岳霖的学生有名者可谓多矣，如汪曾祺、周辅成、殷海光、冯契、王宪钧、任华等，他最得意的弟子，当属王浩。据说在“西南联大”时，金岳霖经常在上课时与王浩探讨问题，旁若无人。至于殷海光，金岳霖曾回忆说：“殷福生是当时要学逻辑的青年，写信给我要学这门学问，我问张东荪，有什么青年可以做的事，挣得点钱过日子。他说那好办。我就让殷福生到北京来了。来了之后，张东荪说没有事给殷做。我只好维持殷的生活。”殷福生就是殷海光，这位当年西南联大的学生，曾经是怎样的目无余子呵，但他又宣称：“在政治信念上，我坚持民主自由。可是，喂！咱在气质上却又崇拜拿破仑、隆美尔，深喜卓越超群的人物，欣赏一世风云儿，又艳称罗素在知识领域中出人头地的成就”，当然也就包括了他的老师的金岳霖。你听，殷海光曾是这样描述当年金岳霖对自己的影响：“在这样的氛围里，我忽然碰见业师金岳霖先生。真像浓雾里看见太阳！这对我一辈子在思想上的影响太具决定作用。他不仅是一位教逻辑和英国经验论的教授而已，并且是一个道德感极强的知识分子。昆明七年的教诲、严峻的论断，以及道德意识的呼吸，现在回想起来实在铸造了我的性格和思想生命……透过我的老师，我接触到西洋文明最利害的东西――符号逻辑，它日后成了我的利器。论他本人，他是那么质实、谨严和易，幽默，格调高，从来不拿恭维话送人情，在是非真妄之际一点也不含糊。”甚至到了台湾之后，殷海光仍然压制不住自己对金岳霖的怀念，甚至还将哈耶克与之并提，说：“我和他（哈耶克）讨论时，除了学识上的滔滔不绝以外，所表现的爱智的真诚，在中国文化分子里我只见于本师金先生等少数学人”；甚至，在殷海光哀叹“我从来没有看见中国的知识分子像这样苍白失血，目无神光”时，他也禁不住缅想起对西南联大、对金岳霖的无尽怀念， “我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读书时，在一个静寂的黄昏，同我的老师金岳霖先生一起散步。那时种种宣传正闹的很响。我就问金先生，哪一派是真理。他并没有特定的答复这个问题。深思了一会，他说：‘凡属所谓时代精神，掀起一个时代的人兴奋的，都未必可靠，也未必能持久。’我接着又问他：‘什么才是比较持久而可靠的思想呢？’他说：‘经过自己长久努力思考出来的东西……比如说，休谟、康德、罗素等人的思想。’这一番话，我当时实在并不很了解。现在，事隔二十多年，我经过了许多思想上的风浪以及对这些风浪的反思，我想老师之言我完全了解了。”（以上引文均见《殷海光文集》第４卷《书信与随笔篇》，湖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也是在金岳霖完全大异于殷海光所记忆中的金岳霖之时，即思想界“不归于杨即归于墨，寝假而成气候”的时候，殷海光却在踽踽独行，默默思考，当时在他向友人索要的书籍目录中，赫然还有“中共早期‘斗争’金岳霖、潘光旦等先生的资料”。
七、晚年的金岳霖
金岳霖早先在美国是读商科的，后来他说：“簿计者，小技耳。吾长七尺之躯，何必学此雕虫之策！昔项羽之不学剑，盖剑乃一人敌，不足学也。”于是他改攻政治学（其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的同窗有胡知、张奚若、宋子文、孙科、蒋梦麟等），但自获得了政治学博士的学位之后，又对哲学和逻辑学发生了兴趣，所以改行研究哲学和逻辑学（回国后参与开创了清华哲学系）。至于现实的形而下的政治，他只有异邦零碎的认识，如他留学美国时所居住的美国式家庭，他以为那是“民主美国的脊梁骨”。在他的学位论文中，更亟叹州政府首长“不是暴君的代理人，而是人民的公仆”。至于本土中国的政治现实，他终究是懵懂的，“好人主义”的他曾以为如果“好人”即优秀分子“成一个团体，费几十年的工夫，监督政府，改造社会，中国的事或者不至于无望。”即使他和张奚若等发起成立了所谓“中国自由主义者同盟”，也于现实中国无关痛痒。此后，他在西哲罗素和休谟的召唤下，放弃了政治学而转向逻辑学，因为前者充满了“厚黑学”的龌龊。特别是由于中国特色的政治，金岳霖 “恨屋及乌”―― “无论哪国的政治――极觉得灰心”。后来，时代要求他成为走出象牙塔和书斋的哲人，这不免为难了他。余世存的《非常道》一书中提及金岳霖，说金岳霖曾自察他们这些知识分子在阶级立场上跟罗素完全一样，也就顶多是思想上的“费边社”的社会主义而已。不过在精神和气质上，这位曾表示“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的哲人还是承传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五四”传统，在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发表后，西南联大的教授们非常反感，金岳霖甚至拒绝阅读这本每人必须阅读的“最高领袖”的著作。这位宣称要“在是非真妄之际一点也不含糊”自察是“基本上没有拥护旧世界的要求，也没有打破旧世界的要求”的哲人，是带着负罪感进入新社会的，又竟至在新社会的各项政治运动中积极地批梁漱溟、费孝通、章伯钧，甚至是自己曾崇敬的罗素以及自己创立的（唯心主义）哲学和（资产阶级）政治、教育思想，并与钱钟书、王佐良等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翻译《毛泽东选集》的工作中，又很快申请要求入党，这就似乎有些突兀了。
其实，“笃实”君子如金岳霖，在“真纯”性格的支配下，和许多中国知识分子一样，都不免显出他们“软弱”的一面。对此，于光远先生曾引用他人的话说：金岳霖“在建国后，经常作‘深刻’的检讨，有些过分，对别人的批评也偏左，有言不由衷地应付局面、但求过关的表现”。因于光远“对金岳霖从来就有很好的印象，我不信他会有任何在认识以外其他不纯的思想。”（《金岳霖――我“最”老的“老”朋友》）那么，所谓“真纯”，这除了他是真心服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外，更多的可能是他作为一个粹然学人的天真或稚气，即于光远所认为的：“他研究马克思哲学的时间毕竟不够长，又没有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实践，缺乏这方面的经验，……这完全是他出自真心，没有见风驶舵、人云亦云的因素，因而他写的东西是用自己的真实思想、用心写的。”于先生这番分析，洵为的论。此外金岳霖的学生周礼全也说得极好，他说：“我也赞成‘春秋责备贤者’。人是有自由意志的。一个人，若不能摆脱当时社会条件的束缚，若不能抵抗当时流行的错误思潮，是要自己负责的。但是，我们也应看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特立独行人物毕竟是很少的。把历史悲剧的责任不恰当地加到一个无权无势的‘书生’身上，是不公允的。”（《怀念金岳霖师》）
胡适给刘绍唐《红色中国的叛徒》一书的英译本写序言，其中以金岳霖为例，试图说明“在外力下要一个知识分子真正转变是不可能的”。其实呢，胡适是懵懂于包括金岳霖在内的许多中国知识分子为什么会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这就如当年金岳霖调侃当了驻美大使的胡适：胡适不懂政治，且“不能事人，焉能事鬼”？后者则如在金岳霖的一节回忆《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周总理》中，他提及周恩来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的一次动员报告，他说：“周总理在这个报告中讲的是立场问题。先讲民族立场，从革命的要求说，光民族立场是不够的，我们要进入人民立场。从革命说，人民立场仍不够，要进入工人阶级立场。他说他犯过错误，他的错误把他暴露在上海的大马路上。他的报告可能有两个多钟头。对听众说，这个报告是一个突出的经验。听众好些都是五十过头的人，我就是。我从来没有听见过有周总理这样地位高的人在大庭广众中承认自己犯过错误。对我们这些人来说这是了不起的大事。”这一番感受，胡适是陌生的。金岳霖还曾回忆在“洗澡”运动时“我做了一个自我检查报告，满以为我在民族立场上毫无问题。我的话是有根据的。在日本人占领北平之前，我有一次碰见钱稻孙，他那时是清华的图书馆长。我表示非抗日不可。他说万万抗不得，抗，不只是亡国，还要灭种。我很想打他，可是受了‘不能打’这一教训的影响，没有打。我说了之后，听众反驳说：我们想的是，蒋介石让美国船在长江自由航行，你一句反对话都没有说。我不得不承认在这一点上，我确实丧失了民族立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周总理曾说过民族立场不够，最后要工人阶级立场。这完全正确。立场观点方法应该是同样重要的。但是在某种特别情况下，立场显得根本。”而在金岳霖的入党志愿书上写得更加明白，他说：“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人民确实站起来了。要巩固这个‘站起来’的局面，又非建设社会主义不可。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里，要建设社会主义，非有相当多的人无条件的服从党的领导、接受党的任务不可。”
少年金岳霖是在“中国若是古希腊，湖南定是斯巴达；中国若是德意志，湖南定是普鲁士；若谓中国即将亡，除非湖南人死尽”的歌声中成长起来的，后来没有让中国灭亡，反而向全世界宣告“从此站起来”的，是他的老乡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于是金岳霖甘心“一边倒”，他甚至在临终前给哲学所党组的信中还念兹在兹：“我可能很快结束。我要借此机会感谢党，感谢毛泽东同志，感谢全国劳动人民把中国救了。瓜分问题完全解决了。”随之呢，“民族立场”，就进而“人民立场”和“工人阶级立场”了。当然，金岳霖的变化，他身边的一些朋友也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比如陶孟和（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金岳霖说他是“有大影响的知识分子”，“他的思想偏左，不是旧民主主义者，也不是共产党人”，但那时陶孟和与竺可桢等却非常认真和热情地要求加入共产党；又如张奚若、梁思成、林徽因、刘仙洲、吴晗（吴晗任北京副市长后，清华文学院院长之职即推荐给金岳霖担任）等。到了１９５３年斯大林逝世，金岳霖自觉有了“保卫党的要求”，终至３年后成为中共预备党员，又逾４年，方成为中共正式党员。此外又如张东荪，金岳霖曾称之为是一个“玩政治”的学者，但他回忆说：“我加入民盟是张东荪安排或帮助安排的。在以后的思想改造运动中，对我有特别的作用。对我来说，那是极其有益，也是极其愉快的。”至于胡适，金岳霖则坦然称之：“我不大懂他”。
“笃实”的金岳霖在“宏大叙事”下放弃了自我，比如他初学马列主义，他说：“现在我将比作大学一年级的学生，明年是二年级，十年八年总有进步。”再后，“文革”中他接受“大批判”，他真诚地表示：“我的检查离同志们批判的太远了，如果讲出来，大家肯定会气炸肺。听了大家的批判，我很吃惊。原来没想到自己罪行那么严重。”不过，很难说这就是“软弱”。其实，这毋宁说是他的“真纯”。后来同样有过一番变化的冯友兰（冯的清华哲学系系主任之职解放后很快由金岳霖所接替）曾称道金岳霖性格中的“真纯”，他说：“金先生的风度很像魏晋大玄学家嵇康。嵇康的特点是‘越名教而任自然’，天真烂漫，率性而行；思想清楚，逻辑性强，欣赏艺术，审美感高。”（《怀念金岳霖先生》）“天真”固然，思想是否“清楚”就很难说了。
但是，不管如何，冯友兰的这一句话倒是千真万确的：“金先生的著作，我们可以继续研究，金先生的风度是不能再见了。”
（以上引文未加注者均见于刘培育主编的《金岳霖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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